今年是《福布斯》中文版第十一次发布中国慈善榜，上榜的100位企业家(企业)现金捐赠总额为103.8亿元，为近5年最高值，也是继2011年之后再次突破100亿元。本次慈善榜入围门槛则为500万元。
《福布斯》中文版调查了中国民营企业家及企业在2016年度向公益慈善领域的现金捐款情况，并将民营企业家及企业的捐款额合并计算，编制年度中国慈善榜。每年有100 位 企业家(企业)入选。2016年慈善榜中捐赠过亿元的企业家有25位，他们的捐赠金额占到总额的87.2%，其中腾讯的创始人之一、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荣誉理事长陈一丹、恒大集团董事长许家印、盛大集团的陈天桥/雒芊芊分别以23.7亿、16.6亿及7.9亿元人民币的现金捐赠总额名列前三甲。
教育、扶贫、救灾一直是慈善的三大主要流向，在前几年的调查结果中，无论是向基金会还是各地慈善总会捐赠，灾难性捐款与非定向捐款曾是两者共同的主体，中国富豪的大额捐赠更多呈现为一种随机的表现形式。而近一两年间，越来越多的企业与企业家纷纷成立自己的慈善基金会，开始清晰且成体系地规划捐赠行为，从随机性捐款向系统性长期统筹的趋势发展。
这其中出现的一个明显趋势是：对高校的捐赠尤其是校友捐赠日益增多，因此今年我们重点关注了科教人文领域的捐赠。研究发现，捐赠普遍集中于在著名高校中设立专项教育资金及研究中心，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开 始对海外高校进行捐赠，例如盛大集团的陈天桥/雒芊芊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设立脑科学研究学院， 恒大集团的许家印向哈佛大学进行捐赠，而阿里巴巴的马云也于今年向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捐赠成立马云-莫利奖学金，用于资助该校学生完成学业。
显而易见的，绝大部分的捐赠都集中于著名大学，而这些捐款多数来自于校友捐赠。充足的资金与资源支持无疑有利于这些大学获得教育与科研实力的提升，事实上也将吸引更多的优质生源，形成良性循环。在这一点上，中美的高校捐赠也呈现出资源集中的一致性。
然而我们也应当注意到，资源集中的另一面，是分配的不平衡。无论是中国抑或美国，与社会的贫富差距一样，同样正在且将继续拉开的还有教育资源的差距。通过对2016年教育部直属的75所高等院校公布的支出预算与财政拨款情况进行对比发现，这些高校间的收支差距十分巨大，支出预算最高与最低学校间的差距超过58倍，高达179亿元;收到财政拨款最高的学校为29.9亿元，最低的学校为1.8亿元，差距近17倍。而即使是财政拨款最多的清华大学，其收支预算差额依然巨大，超过150亿元。
随着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公布及实施，对慈善活动、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等均作出了相应的规范，捐赠协议也具备了法律约束效应，中国的慈善事业开始步入法制化的阶段。与此同时，中国的慈善事业同样需要公众与舆论更多的监督与参与，慈善公益，是善意，也是责任。
慈善事业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企业对社会责任和长远发展的重视, 调查显示，在今年登上福布斯慈善榜的前100位中，有超过40家为上市企业或集团旗下有上市企业，这显示出了他们对慈善事业不懈的热情与关注。而在2016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的上榜富豪中，也有24位富豪出现在今年的慈善榜中。
从上榜企业的地域来看，北京、上海和广东成为捐赠企业最多的前三大慈善地区，集中了一半以上的企业，其中北京占所有地区的比例超过1/4。 而从捐赠数额上看，则是广东、深圳和北京三地占据了前三大捐赠金额，分别占捐赠总额的26.2%、23.8%和21.2%，总计超过捐赠总额七成。
从上榜企业的行业集中度来看，房地产、制造、金融占据了前三。房地产不仅是中国富豪最集中的产业，也依旧是产生最多慈善家的行业，而近两年伴随着房地产资源型暴利时代逐步结束，相比之前一年，来自房地产的上榜企业家数量亦有所下降，从比例超过三成下降至21位，捐赠额占整体比例也略有下滑，从40%降至35%左右。值得关注的是一方面随着智能设备及机器人产业的兴起，传统制造业得以注入了新的血液，上榜者中有17家来自制造行业，捐赠额达5.7亿。而来自互联网行业的慈善家尽管数量并未占据优势，其超过37亿的公益捐赠却仅次于房地产行业。
在已知出生年份的69位上榜者中，出生于40年代的有4位，其中最年长的是出生于1945年的包陪庆，她不仅是环球航运有限公司董事、环球水火保险有限公司主席，也是已故船王包玉刚的长女。包玉刚是著名的爱国华人企业家，宁波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包玉刚图书馆，均得益于他的资助，如今他的子女们也长期致力于慈善事业。而上榜者最多出生于60 年代，有32位，占比46% ;此外，年轻的80后和90后也开始加入公益慈善的队伍。
榜单详情如下：
(Theo Chang、Claire Li 对本文亦有贡献)调研范围 ：中国民营企业/ 企业家
排名依据 ：2016 年度民营企业/ 企业家对慈善公益事业的现金捐赠
数据来源 ：Forbes China Research，各捐赠企业、高校公开数据
